持是观世音菩萨名者,设入大火火不能烧。来源:《法华经·普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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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学概论英语Outline of Buddhism 佛教主题

佛经,为记载佛语和佛陀教法的经典。主要指经藏,有时也泛指经律论三藏,以及历代后贤著作的全部佛典,古代总称为“众经”、“一切经”或“大藏经”。按照佛教的传统和记载语言,佛典可分为巴利语(南传上座部佛教)、古汉语(汉传佛教)、古典藏语(藏传佛教)三大体系,残存的梵语、犍陀罗语文献,并衍生出日文、西夏文、回鹘文、蒙文、满文、泰文、缅文、僧伽罗文、现代中文和英文等语言的再译本。

佛教在印度一千多年的发展,诞生了为数众多的庞大典籍。尽管有共通源头,但经过长期抉择、扬弃与衍生的教判过程,形成了多样化的面貌和互异特质:

1967年,世界佛教僧伽会通过〈上座部佛教与大乘佛教的基本共识〉,作为联合不同佛教传统的普世宣言。其成员来自南传上座部佛教、大乘佛教和怛特罗佛教在世界各地的代表。

结集

主条目:结集

佛教早期并没有书面经典,僧众以口语方式传承教法。释迦牟尼般涅槃后,僧团在王舍城举行第一次集结(saṃgīti)。据佛教律藏的共通记载,该次集结由“上座”比丘大迦叶等人主持,“多闻者”阿难诵出佛陀所说修多罗,“持律者”优波离诵出波罗提木叉,大众对其内容共同审定,再编成次第,为后来《四阿含》(法)与律藏(律)的起源。

佛陀在世期间,其大弟子舍利弗、迦旃延等人,擅于归纳演绎佛法精义,为后来阿毘达磨论藏(对法)的滥觞。传说王舍城结集时,大迦叶诵出了阿毘达磨(其他的记载,则谓是阿难或富楼那)。在推重阿毘达磨的上座部中,如说一切有部、铜鍱部、犊子部等,主张自宗所传承的阿毘达磨论为佛陀所说,不过大众部与化地部、铜鍱部律没有结集论藏的明文,而经量部师认为没有对法藏,对法只是契经解说慧学的部分,弟子所作的论只是经疏,不算作藏。

印顺法师检视有关论藏结集的记载,异说纷纭,认为论藏在部派分立以前的时代尚未存在,而应为部派时代的作品。他也主张经与律,应是经过一段时期不停的整理与结集才形成现有规模,现存的四阿含与律藏难以单一溯源到王舍城结集。

相对于三藏的结集,大乘经的传出则伴随种种传说。据《大唐西域记》记载的传说大众部另外进行窟外集结集出五藏,其中有大乘经;《大智度论》则记载,传说佛陀灭度后,文殊、弥勒诸大菩萨,与阿难共集摩诃衍教法,专称为“菩萨藏”。西藏传说则称大乘佛法之根本结集,在王舍城旁无垢空性山(Vimalasvahava),有百万佛子聚集,由普贤菩萨领导、文殊、金刚手、与弥勒菩萨,结集而成。其他则有说是从诸天龙宫取得、从他方佛、从三昧中见佛等听闻而来。

大乘经论当中,文殊传承甚深观于龙树─提婆,形成《中论》等中观般若经论,弥勒传承广大行于无著─世亲,形成《大乘经庄严论》等唯识经论。天台宗以龙树为佛陀“金口相承”,以自宗为龙树“今师相承”。禅宗称佛陀在灵鹫山拈花微笑,以“正法眼藏”付嘱摩诃迦叶,其教外别传不立文字之“心印”,代代相传至菩提达摩。。

有些记载称,三藏之外另立有“咒藏”,专门收集诸佛所说之秘密真言(mantra)、陀罗尼(dhāraṇī)、种子字英语Bīja(bīja)、明咒英语Vidya_(Knowledge)#Buddhist_belief(vidya),或护咒英语Paritta(paritta)。大乘佛教以金刚手菩萨(金刚萨埵)为杂密及诸密续之传法与集结者,藏密又以普贤王如来、金刚总持为无上瑜伽的传法者。

传布

关于佛教在何处传播、受持等问题,历史上并无留下明确记载,因此无法确定从佛世到佛灭间佛教流传的地域范围。只能从阿含经与律藏所提的说法与制戒地点,约略推想出佛陀游历的地区,大抵就是恒河中游的摩揭陀国,即现今印度比哈尔邦的大部分与北方邦的一部分地区。

在根本分裂后,由于阿育王对佛教的保护政策,佛教传到印度内外各地。之后,根本两部又各自再分裂,到佛灭三百年以后,便形成所谓十八部的“部派佛教”。据南方上座部所传,阿育王派遣僧伽到印度国内外九个地区传教,扩大佛教教团的幅员,即西北自巴基斯坦延伸到阿富汗,甚至更远及希腊;北至喜马拉雅山地,西自印度河下游往西海岸一带发展,南从印度南部到斯里兰卡,东则远达缅甸地区。而佛教哲学的论书(阿毘达磨)也在这时逐渐成立,一般认为论藏是历经初期、中期、后期,共费时约二至三百年的时间,直到公元前一世纪左右才定型下来。

大乘佛教的传出,至早为公元前一世纪左右。初期传出的大乘经典可分为以信行为中心的“念佛”,与重视智行的“般若”、“空”等两大类。迦腻色伽28年(公元2世纪),摩偷罗地方就有阿弥陀佛像,为已知最古之阿弥陀佛像,其铭文为“愿一切众生得无上佛智”,可见其时阿弥陀佛信仰已在当地流传。这些新传出的大乘佛典,与佛传文学有密切的关系,当中提倡以菩萨为本的佛法,并反对部派佛教的阿毘达磨学说,引发了当时部派间的论诤 。至公元二世纪后,这些大乘经典大量在中国传译。

关于大乘教团的起源问题,现代历史学的学术研究未有明确定论。明治时期的学者前田慧云日语前田慧雲(1903)对比大乘和大众部的思想后,找出其中的共通点,提出“大众部起源说”,但也有学者认为大乘佛教未必与大众部有密切的关系,倒与上座部系有很深的渊源。平川彰(1968)则提出“在家佛塔教团起源说”,认为大乘佛教非源于部派,而是以佛塔供养为中心的在家信奉者教团。不过此说因文献证据不足,主观推论过多,有不少学者提出反对意见。Gregory Schopen英语Gregory Schopen更详细考察印度与佛塔相关之碑铭,得出公元前二世纪已有出家僧人参与佛塔供养,表明部派僧人与佛塔供养的密切关系,主张“在家佛塔起源说”不能成立。Paul Harrison等学者,则注意到大乘经典强调禅修的重要,而主张大乘初期的教团是以森林禅修、头陀行为主的传统,这群禅修者日渐增多后才开始发展成寺院。

另外,有学者认为大乘是在部派佛教中依附于部派的特定学派(school)思潮,而不具有教团(sect)的独立自主性。按目前已知的考古资料,最早出现“大乘”用语的碑文位于公元五世纪以后西印的阿旃陀石窟,刻有“释种比丘.大乘(ma[ha]yana)【信奉者】的寄进,回向一切众生得无上智”的字样,可能要到此时才有比较自主的大乘教团存在于印度。

翻译

佛陀传布其教法的用语,最初为摩揭陀俗语(Ardhamāgadhī)。随着教团扩张,僧众们用印度当地的俗语(Prakrit)来传布佛陀的教法,到笈多王朝(约公元320-550年)时期,佛教内部转而使用梵语的情况变得明显。

由于佛陀禁止以吠陀梵语传述佛典,早期的汉译佛典并非译自梵语,而是从印度俗语、犍陀罗语、西域诸语等语言翻译过来的。直到后期,佛教僧众改以梵语作为经典语言之后,南北朝之后的汉译佛典就以梵语占多数,而七世纪之后的藏译佛典更是几乎全译自于梵语。

中国第一部汉译佛典相传是摄摩腾所译的《四十二章经》,随后陆续有安世高译《转法轮经》《安般守意经》、支娄迦谶译《道行般若经》、支谦等译《法句经》、康僧会译《六度集经》、竺法护译《修行道地经》、译者不明的《大般涅槃经》、《稻秆经》,以及传译过程不明的《八大人觉经》《遗教经》等早期翻译佛典。

东晋至唐朝为汉译佛典兴盛期,其中鸠摩罗什与真谛、玄奘、不空(或义净)并称为佛经翻译四大家,译出不少般若、中观、如来藏、唯识和秘密乘佛典。北宋的法天、施护、天息灾等人,所译佛典以密续为主而旁兼阿含类及些许大乘显教经论,这是汉传佛教最后一次大规模翻译佛典的活动。

民国时期,汉传佛教与南传上座部佛教以及藏传佛教有了较多接触,分别有了参法师(叶均)和法尊法师译出零星作品。

教典

概述

不同时期和地域的佛教,各自有其尊奉的至高教典。初期佛教奉《阿含》为佛陀根本圣教,大乘佛教以《般若经》为佛法核心,唯识学派以《解深密经》为最高宗义;中国佛教把《法华经》《华严经》《楞严经》视为究竟圆满的圆教,赞誉“法华成佛,华严富贵,楞严开慧”。源自唐密的日本密教,宗奉《大日经》《金刚顶经》《苏悉地经》《般若理趣经》。藏传佛教的藏密行者常诵持《圣妙吉祥真实名经》,以《秘密集会续》《胜乐根本续》《时轮续》等无上瑜伽密续为最上教法。尼泊尔的尼瓦尔佛教则有以九部梵文本大乘佛经为殊胜“九法英语Buddhism_in_Nepal#Overview”(Nava Dharma)的传统。

就汉传佛教宗派而言,禅宗又与《楞伽经》《思益经》《维摩诘经》《金刚经》《文殊说般若经》《大乘涅槃经》《圆觉经》有重要渊源;净土法门特重《阿弥陀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弥勒上生经》《弥勒下生经》。此外,解说如来藏义的《胜鬘经》,传大乘禅法的《般舟三昧经》《首楞严三昧经》,授大乘忏法的《普贤观经》在汉传佛教亦受一定重视。祈请佛菩萨护佑加持的《金光明经》《仁王护国经》《药师经》《地藏经》《普门品》等,在汉传佛教也相当盛行。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以及〈大悲咒〉〈尊胜咒〉为汉传佛教不分宗派普遍诵持的陀罗尼。在密教当中,佛菩萨本尊护法各有其真言,如观世音菩萨的〈六字真言〉、准提菩萨的〈准提咒〉、毗卢遮那佛的〈光明真言〉。藏传密宗特别盛行〈金刚萨埵百字明咒〉,为修习本尊瑜伽的必备前行英语Ngöndro。奉尼柯耶为圣典的南传佛教则把《慈经》、《吉祥经英语Mangala Sutta》、《宝经英语Ratana Sutta》、《阿吒曩胝经》等当作护卫英语Paritta经文。舍利弗因之悟入法眼净的〈缘起偈〉,经常被铭刻在印度寺院的佛塔上,视之为佛陀法身。

并非所有汉传佛典皆为翻译之作,传达孝顺亲长的《父母恩重难报经》、《盂兰盆经英语Ullambana Sutra》、《地藏经》,现代学者多认为是华人僧俗所造。这些可能为汉地所造的“本土经论”不乏至今仍对中国佛教影响至钜的佛典,如戒律类的《大乘梵网经》,经藏类的《楞严经》、《圆觉经》,以及论典类的《大乘起信论》、《宝藏论》等等。

《六祖坛经》是后人推崇禅宗六祖曹溪惠能的言行,尊称为“经”的言行录,在中国佛教史和思想文化史上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净影慧远《大乘义章》、慈恩窥基《大乘法苑义林章》以及永明延寿《宗镜录》为汉地重要的佛教通论之书,被视为佛法之纲要。《法苑珠林》以类书的形式网罗众多佛教经论和外典俗书,被当作佛教的百科全书。《弥兰王问》(那先比丘经)记载部派佛教时期,印度僧侣那先比丘英语Nagasena(龙军长老),与统治当时北印度之希腊国王弥兰王(米南德一世)对答佛教义理,反映了印度佛教文化与希腊文明的初次对话。

中国佛教在唐代以后,为了控管僧尼人数,曾形成“试经度僧”的度牒制度,以《法华经》等大乘经为主要的应试经论。历史上流行又富有文学影响的汉译佛经,依据胡适的说法,则要算上鸠摩罗什所译的《金刚》,《法华》,《维摩诘》这三部。初期佛教圣典、现代佛学公认最接近原始佛教的《阿含》,反而长期在中国佛教的传统里受到冷落。不过在印顺法师的阐发推动下,记载佛陀根本思想言行的四阿含及尼柯耶,已逐渐为现代华语佛教界所研习重视。

初期佛教

阿含经

法句经

大乘佛教

摩诃般若波罗蜜经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金刚经

法华经

华严经

解深密经

楞伽经

四分律(汉传僧团)

巴利律藏(南传上座部僧团)

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藏传僧团)

阿毘达摩

结构

主条目:教判和十二分教

佛陀开演教法的第一部经是释迦牟尼觉悟后,在鹿野苑对五比丘宣说中道及四圣谛的《转法轮经》,接着是《五蕴皆空经英语Anattalakkhana Sutta》,最后一部是佛陀入涅槃前三个月行脚教化及开示最后教诫的《大般涅槃经》。按天台宗判教等说法,佛陀初成道三七日间说《华严经》,尔后开演《四阿含》,以及《般若经》等方等大乘经,最后则讲《妙法莲华经》显扬一乘,并于入涅槃前一日一夜说《大乘涅槃经》。《巴利三藏》对佛陀初成道三七日的说法是:享受解脱乐七日,观菩提树七日,经行七日,与《妙法莲华经》的说法相似,而与天台宗不同。

若按体裁,佛典又可分为十二种形式(若依九分教则没有“尼陀那”、“阿波陀那”、“优波提舍”):

佛传

佛陀在人间活动事迹的素材,散见于律藏以及本缘部佛经,如《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四分律·受戒犍度》、《巴利律藏·犍度》、《大事英语Mahāvastu》、《修行本起经》、《中本起经》、《过去现在因果经》、《普曜经》、《佛本行集经》、马鸣《佛所行赞》等佛典,当中涉及具神话色彩的本生类故事。信仰者以这些佛传故事为雕绘主题,而创造出四相、八相或十二相佛陀成道图的艺术表现形式。

传统的佛传作品,有六世纪初僧祐造《释迦谱》,禅宗灯史日语燈史录〈七佛〉传,十三世纪天台僧志磬作《佛祖统纪·释迦佛纪》,十五世纪末格桑曲吉嘉措立《藏传释迦牟尼佛传》(原书名:无误讲述佛陀出有坏美妙绝伦传记·善逝圣行宝藏),这些作品大多为史实、传说与法统相糅合的叙事。

现代人著作则有星云法师《释迦牟尼佛传》、髻智比丘英语Nanamoli Bhikkhu《亲近释迦牟尼佛:从巴利藏经看佛陀的一生》、一行禅师《故道白云》、中村元《瞿昙佛陀传》等等。

藏经编纂

汉文藏经的编纂始于南北朝时,之后在全国存有大量的写本藏经,但由于资料缺乏,对于这些写本藏经的情况现在尚未厘清。到唐开元时,据《开元释教录》记载,已有1076部,5048卷。之后,各代又续有新译经论和著述入藏。雕版藏经最早为开宝藏,北宋初开始刊印。最初为蜀版,后有福州版。其后历代多有官私方的藏经雕印。

历代汉传大藏经以般若部为首,排序《大般若波罗蜜多经》最前,至大正藏则以阿含部为首,排序长阿含最前。藏传的《蔡巴甘珠尔目录》以金刚果乘续部为首,排序《圣妙吉祥真实名经》和《吉祥时轮本续》最前。

分类

狭义的佛经专指经藏中的契经。现存的佛教原典有:

  1. 大批的藏文和汉文版本的翻译经典。
  2. 锡兰、缅甸、柬埔寨和泰国所存,源自古印度上座部所宗奉经典的巴利文版本。
  3. 尼泊尔保存的、印度晚期佛教所存认的一部不很完整的经集,附有一部辅助性著作的选集。
  4. 少数散布在其他各地的印度语文经典,例如保存在西藏、日本和印度西部某些耆那教徒的藏书,以及埋藏在中亚墓窟的藏书。

广义的佛经总称“三藏”,包括:

  1. 经藏:梵文Sūtra-piṭaka的意译,音意合译为“素怛缆藏”,指释迦牟尼诸弟子所传述的释迦佛在世时的说教,以及其后佛教徒称为释迦牟尼言行的著作。
  2. 律藏:梵文Vinaya-piṭaka的意译,音意合译为“毘奈耶藏”,记载佛教僧侣的戒律及佛寺的一般清规。
  3. 论藏:梵文Abhidharma-piṭaka的意译,音意合译为“阿毘达磨藏”,是对佛教教义的解说。

《大乘理趣六波罗蜜多经》将“过去无量殑伽沙诸佛世尊所说正法”,摄为五分(藏):

并称五藏之受持者,阿难受持“所说素呾缆藏”(经),优婆离受持“所说毘奈耶藏”(律),迦旃延受持“所说阿毘达磨藏”(论藏),文殊菩萨受持“所说大乘般若波罗蜜多”(般若),金刚手菩萨受持“所说甚深微妙诸总持门”(真言门)。

汉传大藏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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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开宝藏契丹藏崇宁藏毗卢藏圆觉藏资福藏赵城金藏碛砂藏高丽藏(再雕本)
发行年太平兴国八年(983)清宁十年(1064)崇宁三年(1104)绍兴二十一年(1151)绍兴二年(1132)淳熙二年(1175)大定十三年(1173)至治二年(1322)高宗三十八年(1251)
数量5048卷(增补)6006卷6108卷6132卷5480卷5490卷6900卷6362卷(管主八续)6589卷
状态零星经本零星经本藏东寺藏宫内省图书寮藏增上寺藏国图等地藏国图藏陕图等地藏增上寺, 海印寺
发起人宋太祖辽兴宗福州东禅寺福州开元寺密州观察使王永从安吉州资福寺崔法珍平江府碛砂延圣院高丽高宗
底本开元释教录经目开宝藏崇宁藏圆觉藏开宝藏圆觉藏, 普宁藏开宝藏, 契丹藏
101112131415161718
名称普宁藏弘法藏元官藏洪武南藏永乐南藏永乐北藏武林藏万历藏嘉兴藏(径山藏)
发行年至元二十七年(1290)至元三十一年(1294)至元二年(1336)洪武三十二年(1399)永乐十五年(1417)正统五年(1440)永乐二十年(1422)顺治十四年(1657)康熙十五年(1676)
数量6327卷(管主八续)7182卷6500卷7000卷6331卷6924卷不明6234卷12600卷(正续编)
状态藏增上寺、浅草寺零星经本零星经本藏川图藏鲁图等地藏广教寺等地零星经本藏宁武县文化馆藏北京故宫等地
发起人白云宗大普宁寺元世祖太皇太后卜答失里明太祖明成祖明成祖杭州施主朱常润的选侍王氏紫柏真可
底本资福藏赵城金藏至元录经目碛砂藏洪武南藏永乐南藏碛砂藏, 洪武南藏永乐南藏, 北藏永乐北藏
1920212223242526选辑
名称天海藏黄檗藏龙藏弘教藏卍正藏卍续藏频伽藏大正藏藏要
发行年正保五年(1648)延宝六年(1678)乾隆三年(1738)昭和九年(1934)民国二十四年(1935)
数量6323卷7374卷7168卷8539卷7082卷6957卷8416卷13520卷400余卷(73种书)
状态藏轮王寺藏万福寺藏北京故宫等地大正一切経刊行会金陵刻经处
发起人德川家光铁眼道光雍正帝弘教书院京都藏经书院京都藏经书院罗迦陵高楠顺次郎等人欧阳渐、吕澂
底本资福藏, 普宁藏嘉兴藏永乐北藏高丽藏黄檗藏弘教藏高丽藏资福藏

石刻及墨宝

中国佛教石经雕刻之举始于北魏末年,盛于隋唐。除了刻在碑上,也刻于摩崖和经幢上。

“摩崖刻经”以北齐、北周为盛,所在地域遍及山东、山西、河南、河北、陕西、四川。其中最著名的是山东泰山经石峪的大字《金刚经》﹑徂徕山映佛岩的《大般若经》、水牛山《文殊师利般若经》等。河南安阳宝山、河北磁县鼓山亦有著名的佛经摩崖。

“经幢”创于初唐,其制如柱,一般为八角棱形,上有盖,下有座,经文刻于柱身。陕西富平《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刻于唐永昌元年 (公元689年),为现存较早的经幢。佛教经幢以刻《陀罗尼经》为多,但也有刻《心经》、《楞严经》、《大悲心陀罗尼经》、《金刚经》、《药师经》等经的。

“碑刻佛经”,数量很多。最著名的是北京房山云居寺的石刻佛教大藏经“房山石经”。幽州沙门静琬镌刻石经以防法难,直至明末,历时千余年,共刻成15061石,包括佛经1100多部,3500多卷,是中国字数最多的铭文。所用底本校勘精审,亦包括从未见于目录着录的稀世孤本,例如《释教最上乘秘密藏陀罗尼集》、《唐玄宗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等。

此外,还有“石柱佛经”,刻在石柱上藏于石洞中,以山西太原风峪的《华严经》为代表;“塔刻佛经”,镌刻于塔身或塔内石壁上,内容包含了佛教经目和各类佛教经咒。

长庆二年至文宗太和三年(829),清晃、清海等于苏州重玄寺法华院刻成石壁经,系为寺僧契元所书,白居易亦为之作赞碑。计刻法华经、维摩诘经、金刚般若经、佛顶尊胜陀罗尼经、阿弥陀经、观普贤菩萨行法经、实相法密经(实相般若波罗蜜经)及般若心经等十万言以上。

书法家写佛经,最早也最重要的,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以北魏人所书,刻入《壮陶阁帖》者为最早,有唐咸通年间大秦寺僧题识。但影响较大的,是稍晚的欧阳询心经写本,他也写有〈佛说尊胜陀罗尼咒〉。此外,释怀仁集王羲之墨迹为〈集字圣教序〉,写有行书《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著名的,还有题为王羲之所书的《佛遗教经》、锺绍京的《转轮圣王经》(起世经·转轮圣王品)、柳公权的《金刚经》、国诠的《善见律》卷、张旭草书《心经》、以及怀素草书《四十二章经》。

唐代佛经传抄最广的是写经生、僧人的写经作品,一直要到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这些作品才大量现世。所抄佛经以《妙法莲华经》、《大般若波罗密多经》、《金刚般若波罗密经》、《金光明最胜王经》、《维摩诘所说经》、《无量寿宗要经》的数量最多,其质量参差不齐,以发愿供养、祈求福报为主要目的。此外,大批的佛典疑伪经文献、汉地佛教撰著、天台教典、毗尼藏、禅宗著作、宣教通俗文书,如变文等,皆在敦煌文献抄写之列。

唐代以后,黄庭坚、赵孟????、董其昌、文徵明、陈洪绶、文嘉、张照、孔继涑等人所写《心经》;苏轼、赵孟????、祝允明、孙慎行等人所写《四十二章经》;米芾写〈倒念揭谛咒〉;苏轼、黄庭坚、张即之、赵孟????、文徵明、董其昌、释弘一写《金刚经》;赵孟????、董其昌写《妙法莲华经》等,均可称为名品。其余佛经法帖尚有张即之《华严经》《佛遗教经》、赵孟????《楞严经赞佛偈》、苏轼《圆觉经》《华严经破地狱偈》、黄庭坚《文益禅师语录》、董其昌《楞严经圆通偈》《佛说阿弥陀经》《佛遗教经》、林则徐《阿弥陀经》、弘一法师《华严经》等等。

清代帝王亦好写佛经,所抄内容以智慧、修持、觉悟、真如类的典籍为主,包括《般若经》、《心经》、《金刚经》、《法华经》、《圆觉经》等。较具有代表性的佛经写本,则有:康熙《心经》、乾隆《金刚经》、《白衣大悲王印陀罗尼经》、咸丰《千手千眼无碍大悲心陀罗尼》、慈禧太后《心经》。

篆书方面的名作,则有宋真宗景德年间(公元1004-1007年)灵隐寺莫庵道肯,写成的集篆三十二体《金刚般若波罗密多经》。每章一体,并注记各体源流。从北宋以后,历经明、清二代,屡见重钞翻刻或复临的三十二体篆书《金刚经》,是篆书史上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集篆作品。

为使佛法永存,防止佛经被毁,中国石刻佛经相当兴盛,从北齐至宋元时期,究竟刻有多少石经已无法统计。书法家写佛经的风气,则较道经晚起步。唐代书法家少写佛经,宋代书法家以翰墨为佛事,在三教合流的风气下,兼写佛道经。晚清藏书家叶昌炽评论:“佛经之精者皆大字,而碑为多;道经之精者皆小楷,而帖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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